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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朝成都的名称，在现存可考的古代文献与考古发现中，并未留下直接且确切的记载。这一问题的探讨，实质上是将两个分别代表中华文明不同重要阶段的概念——传说中的夏王朝与历史上著名的成都城——进行时空关联的学术尝试。要理解这一点，需要从两个维度进行剖析。
从历史时序维度审视 根据传统史学观点，夏朝是中国史书中记载的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其年代约在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之间，属于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初期。而成都在中国历史舞台上以明确称谓出现，则要晚得多。现存最早提及“成都”这一地名的实物证据是战国晚期至秦代的文物，如青川木牍、睡虎地秦简等，其历史距今约两千三百年左右。在夏朝所处的时代，成都平原地区活跃的是以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早期为代表的本土古国或部落联盟文明。因此，从严格的历史编年角度看，“夏朝”与“成都”作为两个指代明确政治实体或城市的概念，在时间上存在近千年的巨大间隔，将二者直接联系并询问夏朝时期该地的具体名称，是一个需要谨慎对待的学术命题。 从地域文明发展维度考察 尽管“成都”之名未见于夏代，但成都平原在相当于夏朝的历史时期，绝非文明荒漠。考古学清晰地揭示，当时该地区已孕育出高度发达的、独具特色的区域文明。以新津宝墩遗址、温江鱼凫村遗址等为代表的宝墩文化（约公元前2500-前1700年），其年代与夏朝早期大致重合。这些遗址拥有大型环壕、城墙、礼仪性建筑及丰富的陶器、石器，表明这里已出现具有相当组织能力的早期社会聚落，可能已进入古国或酋邦阶段。因此，若以现代地理坐标来回望，在夏朝时期，后世成都所在的这片土地，其名称很可能就是这些考古学文化所代表的某个或某些古国或部落的称谓，例如与“鱼凫”、“柏灌”等古蜀传说相关的名称。这些名称湮没于漫长岁月，未被中原系统史书以“成都”之名记录，但其代表的文明实体是真实存在的。 综上所述，探寻“夏朝成都的名称”，得到的并非一个简单的答案，而是一个引导我们深入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起源、关注中原王朝叙事之外区域文明发展的思考框架。它提示我们，在华夏主体记忆形成之前，广袤的中华大地上早已星罗棋布着各具特色的文明火花，成都平原正是其中耀眼的一簇。“夏朝成都的名称是什么”这一问题，表面是寻求一个具体地名，深层却触及了中国古史建构、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的复杂关系，以及区域文明在中原中心史观下的表述困境。要全面、深入地解析此问，必须打破线性历史的简单对接，从多学科交叉的视角进行分层梳理。
文献记载的缄默与暗示 在传世的先秦两汉核心典籍中，如《尚书》、《诗经》、《左传》、《史记》等，对于夏朝的记载本身已属简略且带有传说色彩，其地理范围描述多集中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如豫西、晋南一带。关于遥远的成都平原在夏代的情况，这些文献几乎只字未提，更不用说提供具体地名。这并非疏漏，而是反映了早期中原史官的知识视野和“天下”观念所及。直到西汉扬雄《蜀王本纪》、东晋常璩《华阳国志》等地方史志出现，才系统追述古蜀历史，提及“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等世代相传的蜀王名号。其中，“鱼凫”王田于湔山、“杜宇”教民务农等记载，其时代被部分学者推测可能与中原的夏商时期有所对应。然而，这些已是后世追忆，且未与“夏朝”直接挂钩，也未明确指称当时的都城或中心聚落名为“成都”。文献的缄默，使得我们无法从文字记录本身直接找到答案。 考古学提供的实物坐标 当文献缺位时，考古学成为照亮那段朦胧岁月的主要光源。成都平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已基本建立：在相当于夏朝早中期（约公元前21世纪至前16世纪），该地区正处于宝墩文化时期。宝墩文化以一系列史前城址群为显著特征，如新津宝墩古城、郫县古城、温江鱼凫村古城、都江堰芒城、崇州双河古城等。这些古城规模可观（宝墩古城面积达276万平方米），拥有夯土城墙、大型建筑基址、规整的居住区和墓葬区，出土了制作精美的陶器、玉器和石器。 这些考古发现雄辩地证明，在夏朝同期，成都平原并非蛮荒边地，而是存在一个拥有复杂社会结构、具备相当动员能力和工程技术水平的早期文明社会。这个社会很可能已形成了若干中心聚落（即古城），统治着一定范围的人口和资源。那么，这些古城在当时当地人们口中如何称呼？考古遗物本身不会说话，但我们可以推断，它们必定拥有自己的名称，这些名称可能与部落首领、图腾信仰、地理特征或神话传说相关。例如，“鱼凫村”遗址的名称保留了“鱼凫”这个传说中古蜀王的名号，这或许暗示了某种历史记忆的延续。因此，夏朝时期的“成都地区”，其名称很可能就是这些宝墩文化古城中某个或某几个中心聚落的原名，它们是后世“成都”城市文明的直接前身和奠基者。 古史传说与名称的流变 将古蜀传说体系与考古文化进行谨慎比对，是探寻名称源流的另一途径。蜀地传说中最早的王朝开创者“蚕丛氏”，常被视为古蜀文明的起始，但其时代渺远难详。“柏灌”、“鱼凫”时代则可能与宝墩文化中晚期有所关联。尤其是“鱼凫”，其名称与水鸟相关，或许反映了当时部落的渔猎经济或图腾崇拜，而宝墩文化诸遗址确实显示出对水资源的高度依赖和利用。杜宇王朝（可能与三星堆文化有关）则已进入相当于商周时期。在这些传说序列中，并没有一个被称为“成都”的固定都城概念。古蜀的政治中心可能在不同的王系和时期有所迁移，从岷江上游逐步向成都平原腹地发展。 “成都”之名的由来，学界有“成功之都”、“终始之都”、“天成之都”等多种说法，但多认为其定型不早于战国。开明王朝后期，迁都至今成都市区一带，可能为“成都”城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秦灭蜀后，设蜀郡并筑成都城，“成都”作为行政中心名称才稳定下来并沿用至今。可见，“成都”是一个较晚出现且最终固定的地理称谓，无法逆推至夏朝。 问题背后的史学意义 追问“夏朝成都的名称”，其价值远超过得到一个名词答案。它首先挑战了我们以中原王朝纪年为绝对主轴、以现代政区地理回溯古代的历史认知习惯。它促使我们认识到，中华文明的起源是“满天星斗”式的，在黄河文明蓬勃发展的同时，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也独立孕育出了灿烂的古城文明。二者在漫长岁月里交流融合，最终汇入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洪流。 其次，这个问题凸显了考古学在重构国史，尤其是“前文献历史”方面的关键作用。没有宝墩古城的发掘，我们对夏朝时期成都平原的认识将永远停留在空白或传说层面。考古发现让无声的泥土发出了声音，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个时代的社会面貌、技术水平和文化特征，尽管我们仍不知道他们如何自称。 最后，它启示我们，地名是历史的层累产物，承载着不同时代的记忆和信息。今天的“成都”，其地下叠压着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战国秦汉文化等数千年的历史堆积。每一层都代表着一个时代，都有过自己的名称和故事。夏朝时期的名称，是这漫长序列中最古老的几层之一，虽已模糊难辨，但正是这些深埋的基石，托起了后来闻名天下的“天府之国”。 因此，对于“夏朝成都的名称是什么”最负责任的回答是：在夏朝的历史时段，后世成都所在的这片土地，是繁荣的宝墩文化分布区，存在着若干具有中心聚落性质的史前古城。这些古城在当时应有其特定名称，或许与古蜀传说中“鱼凫”等名号隐约相关，但确切称谓已湮没于史前迷雾之中。“成都”作为一个稳定的城市名称，是其地文明历经千余年发展、融合、定型后的产物，不能直接等同于夏朝时期该地的称谓。这一探索过程本身，远比一个简单的名词答案更能丰富我们对早期中国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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