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宜昌的名称,在官方行政建制与民间日常称谓中,存在着既相互关联又略有区别的表述。从行政区划的正式名称来看,清代宜昌的主体行政建制称为宜昌府。这一名称的确立,始于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清廷将原属荆州府的夷陵州升格为府,并钦定“宜昌”为府名,寓意“宜于昌盛”。自此,“宜昌府”成为涵盖今日宜昌市核心区域及周边部分县地的最高地方行政单位,并一直沿用至清朝终结。
然而,在更具体的地理指代和百姓口耳相传间,其治所所在的城市,即府城,则常被沿用古称,呼为夷陵。夷陵之名,历史极为悠久,可上溯至战国时期,因“水至此而夷,山至此而陵”的地理特征得名。尽管官方文书已多用“宜昌”,但“夷陵”作为承载千年历史记忆的地名,在清代文献、诗词及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依然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因此,谈及清代宜昌,往往需要根据语境区分:是指作为上级政区的“宜昌府”,还是指那座被称为“夷陵”的府城。 此外,在清代某些特定时期或特定语境下,因宜昌府城濒临长江,地处三峡门户,作为重要的水陆码头和军事关隘,也曾被赋予“峡州”、“彝陵”等别称或旧称,但这些多属历史称谓的遗存或文人笔下的雅称,并非清代的主流官方命名。综上所述,清代“宜昌”的核心名称体系,是以“宜昌府”为官方行政称谓,以“夷陵”为历史悠久的地理与文化称谓,二者共同构成了这一时期该地域的名称标识。行政建制之名:宜昌府的设立与沿革
清代宜昌的官方名称,其核心在于“宜昌府”这一行政区划的建立。在明朝及清初,今宜昌地区主要隶属于荆州府,其核心城市为夷陵州。雍正皇帝在位期间,致力于对西南地区进行改土归流,加强中央直接管控。位于长江三峡西陵峡口的夷陵地区,因其联通四川与湖广的战略咽喉地位,行政级别提升的需求日益凸显。雍正十三年(1735年),朝廷正式批准将夷陵州升格为府。在新府命名时,摒弃了直接沿用“夷陵”旧名的方案,而是选取了更具吉祥与治理期许的“宜昌”二字。“宜”有适宜、应当之意,“昌”指昌盛、繁荣,“宜昌”合起来寄托了朝廷希望此地安宁昌盛的治理愿望。新设立的宜昌府下辖东湖县(为附郭县,即府治所在地)、归州、长阳县、兴山县、巴东县以及后来划入的鹤峰州等地,其管辖范围大致覆盖了今湖北省宜昌市的大部分区域。终清一世,“宜昌府”作为正式的行政区名称稳定存在,直至民国初年废府存县。 地理文化之称:夷陵古名的传承与使用 尽管官方设立了“宜昌府”,但其治所所在地,那座位于长江北岸的城市,在文化记忆与日常指代中,更广泛且深入人心的名称是“夷陵”。夷陵之名,源于其独特地貌。长江冲出三峡险峻的峡谷后,至此江面骤然开阔,水流趋缓(水至此而夷),两岸山势也转为低矮平缓的丘陵(山至此而陵),故得名“夷陵”。此名最早见于《史记·楚世家》,战国时期已是重要地名。汉代设夷陵县,此后历代虽建制屡有变更,但“夷陵”作为指代这一特定地理实体的名称,跨越千年,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清代,即便在官方档案中“宜昌府”出现频率增高,但在文人墨客的诗词歌赋、游记笔记中,在本地百姓的市井交谈、商旅往来的习惯称呼里,“夷陵”仍是首选。例如,清代地理著作、私人书信中提及这座城市时,常直书“夷陵”。这种命名上的“双轨制”,体现了官方行政命名与民间历史地理称谓之间的并存与互动。 名称的多元维度:别称、旧称与功能指代 清代对宜昌地区的指称,并非仅有“府”与“城”的二元区分,在不同维度下还存在其他称谓。其一为历史旧称的沿用。如“峡州”,此名始于南北朝,因地处三峡地区而得名,唐代曾设为峡州,清代虽已非正式政区名,但在一些怀古或强调其地理枢纽属性的诗文中偶有出现。其二为异写或雅称。“彝陵”是“夷陵”的一种同音异写,尤其在明清小说或某些文献中可见,二者实指一地。其三为基于其军事、交通功能的指代。由于宜昌府城控扼川江咽喉,是出入四川盆地的重要门户,在清代军事部署和漕运、商贸文献中,常被突出其“三峡门户”、“川鄂咽喉”的战略地位,这些虽非正式名称,却是对其功能的重要补充描述,丰富了时人对该地域的认知。 命名背后的政治与文化意涵 清代“宜昌”名称的确定与使用,深刻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理念与文化认同。将“夷陵”改为“宜昌”,绝非简单的文字替换。“夷”字在古代有指代东方部族或含有未开化之意的旧解,朝廷以“宜”代“夷”,体现了中央政府推行王化、倡导文治、祈求地方安定繁荣的治理意图,属于一种带有政治教化色彩的地名雅化行为。而民间对“夷陵”古名的坚守,则体现了地方历史认同和文化传承的强大韧性。一个地名,两种主要叫法,恰好成为观察清代中央与地方、官方叙事与民间记忆之间微妙关系的窗口。官方通过命名贯彻意志,民间则通过沿用旧称保留历史根脉,二者在清代宜昌这片土地上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平衡与共存。 名称的实体承载:清代宜昌府城风貌 无论被称为宜昌府城还是夷陵城,这座清代城市的面貌是名称背后的实体。城市依山临江而建,城墙坚固,设有城门、城楼。城内官署、学宫、祠庙、市集俱全。作为长江中上游的重要转口码头,江边帆樯林立,货栈商行云集,川盐、鄂棉、山货、布匹在此交汇转运。城市的文化生活也因欧阳修曾任夷陵县令的历史而留有“六一书院”等遗迹,文风颇盛。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此处成为清军与起义军反复争夺的战略要地,城墙屡遭战火,后又重建。这些实体的城市功能、经济活动与历史事件,都为“宜昌”或“夷陵”这两个名称注入了具体而鲜活的内容,让名称超越符号,成为一段时期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总称。 综上所述,清代“宜昌”的名称是一个多层次、动态的复合体。在官方行政层面,它是雍正朝之后确立的“宜昌府”;在历史地理与文化认同层面,它是延续两千余年的“夷陵”;在具体语境中,它还可能关联“峡州”等历史记忆或“门户”等功能描述。理解清代宜昌的名称,需要将其置于行政区划演变、历史文化传承与社会经济活动的多维图景中,方能把握其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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