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乾隆皇帝在位期间,现今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所涵盖的广大地域,其官方名称与行政建制经历了一系列重要的演变。这一时期,清王朝通过军事行动与行政管理,逐步将这片位于西北的疆域纳入中央政权的直接管辖之下,并赋予其具有时代特色的称谓。
核心地域的传统名称 在清代前中期文献中,特别是乾隆朝的相关记载里,今天山以南的塔里木盆地周边绿洲区域,常被统称为“回部”或“回疆”。这一称谓主要源于当地居民以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等族群为主,在清代汉文语境中常以“回人”指代。而天山以北的准噶尔盆地及其周边草原地带,在乾隆初期平定准噶尔部落后,则多沿用旧称“准部”之地,或更具体地指称伊犁、乌鲁木齐等新开辟的屯戍区域。 统一管辖后的行政命名 随着乾隆二十年至二十四年间清军先后平定准噶尔与大小和卓叛乱,这片地域开始被置于统一的军政管理体系之下。乾隆皇帝及其臣工在奏章、谕旨中,常将这片新归附的疆土整体性地称为“西域新疆”或“西陲新疆”。这里的“新疆”一词,并非专有地名,其含义更接近于“新开辟的疆域”或“新归附的疆土”,用以强调其纳入清朝版图的新近性,与甘肃的“甘肃新疆”(指河西走廊)等用法类似。 军政体系的建立与名称固化 为了有效管理,乾隆二十七年,清廷设立了“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简称伊犁将军),作为统辖天山南北的最高军政长官。将军的辖区在官方文书中常被概括称为“伊犁新疆”或直接以“伊犁”代指整个统辖区域。与此同时,在地方行政和地理认知层面,天山南北因自然与人文差异,仍习惯性地被分别指称为“准部之地”与“回部之地”。直至光绪十年建省,才正式定名为“新疆”,意为“故土新归”。因此,乾隆时期是“新疆”从一种描述性短语向未来固定省名过渡的关键阶段,其名称承载了清廷经营西北的战略成果与地理认知。探讨乾隆时期对今天新疆地区的称谓,并非寻找一个单一的、现代意义上的标准地名,而是梳理一套在特定历史语境下,随着军事征服、行政建制与地理认知深化而动态演变的命名体系。这一体系深刻反映了清帝国边疆扩张的进程、治理策略的调整以及对多元文化地域的认知框架。
历史背景与地域概念的承袭 在乾隆皇帝执政之前,今日新疆的核心区域主要处于卫拉特蒙古准噶尔部的控制之下。清廷与准噶尔部长期对峙,对该地区的了解多来自使臣、战报与零星记载,在官方语境中常沿用历史上的“西域”泛称,或具体指称“准噶尔地方”。对于天山以南的绿洲城邦,因其居民多信仰伊斯兰教,且与中亚等地联系密切,明清时期的汉文文献常以“回部”、“回地”或“回疆”泛称之。这些称谓并非乾隆朝首创,但却构成了当时对该地区进行描述与分类的基本词汇。 平定历程与阶段性称谓的涌现 乾隆二十年,清军乘准噶尔内乱之机,出兵平定准噶尔部。在这一阶段,清廷上下关注的焦点是“平定准噶尔”,所得的疆土在奏捷文书中常被称为“准噶尔旧壤”或“准部之地”。紧接着,乾隆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清军又平定了天山以南大小和卓的叛乱,将“回部”各城纳入统治。至此,天山南北首次被同一个中原王朝完全掌控。捷报传到北京,乾隆皇帝在谕旨和诗文中,充满自豪地将这片广袤的新领土称为“西域新疆”或“西陲新疆”。例如,在《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文》及相关诗作中,“新疆”一词频繁出现,其核心意涵是“新开疆域”,洋溢着开疆拓土的成就感。 行政建置与官方名称的系统化 军事征服后,治理成为首要任务。乾隆二十七年,清廷设立伊犁将军,驻惠远城,作为统辖天山南北、外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这一建制在官方文件体系中,催生了更为固定的辖区称谓。将军的全称“总统伊犁等处将军”,使得“伊犁”一词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整个辖区的代称,出现如“伊犁所属新疆各地”这样的表述。同时,出于管理需要,清廷在该地实行多元化的行政制度:在天山北路伊犁、乌鲁木齐等地派驻八旗与绿营,兴办屯田,这些区域常被称为“北路新疆”或“屯戍之地”;在天山南路各城,则沿用伯克制,由当地头人管理,归参赞大臣或办事大臣节制,这片区域仍习惯性称为“回部”或“回疆”。 多元称谓的并存与使用语境 因此,在乾隆中后期的官方与民间文献中,对该地区的指称呈现多元化并存的局面,具体使用何种名称,往往取决于语境。其一,在强调其作为帝国新领土的整体性时,多用“西域新疆”、“西陲新疆”或简称“新疆”。其二,在军政管理的行政文书中,常使用“伊犁将军辖区”或直接以“伊犁”指代全局。其三,在描述具体地理单元或人文区域时,则细致区分“准部地方”(侧重北疆)与“回部地方”(侧重南疆)。其四,历史悠久的“西域”泛称仍然被学者或是在追溯历史时使用。这种多元称谓的并存,恰恰说明了该地区在清帝国版图中过渡阶段的特殊性——它已不再是羁縻外的“域外”,但也尚未完全整合为行省化的“域内”。 名称演变的深层意涵与后世影响 乾隆朝对这片土地的命名演变,具有多层次的意涵。首先,“新疆”一词的反复使用,强化了其“新得之地”的属性,为后续的移民、屯垦、教化等政策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其次,伊犁将军制度的设立与相关命名,确立了以军府制为核心的边疆管控模式,影响深远。最后,南北疆的差异化称谓与管理,也体现了清廷“因俗而治”的边疆治理智慧。乾隆时期的命名实践,为后世奠定了基础。尽管“新疆”在彼时还是一个普通名词短语,但因其在官方文书中的高频率使用,逐渐固化为对该地区的特指。历经嘉庆、道光诸朝,至光绪十年清廷正式在该地建省时,“新疆”便顺理成章地被采纳为省的正式名称,寓意“故土新归”,完成了从描述性短语到固定专有地名的历史性转变。而追根溯源,这一名称的广泛流行与最终定型,正是始于乾隆皇帝统治那个开疆拓土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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