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的官方文献与舆图记载中,并未将今天的新疆地区称为“新疆”。这一现代地理名称是清代乾隆皇帝平定准噶尔部与大小和卓叛乱后,于乾隆二十四年正式颁定的称谓,寓意为“故土新归”。因此,当我们探讨明朝对这片广袤西域土地的称呼时,实际上是在考察明代对西域的认知与命名体系。
核心称谓:广义的“西域” 明朝沿用了自汉代以来中原王朝对玉门关、阳关以西广大地区的传统泛称——“西域”。这一名称并非精确的行政区划名,而是一个包容性极强的地理与文化概念。在明代官方语境中,“西域”所指范围时常变动,但其核心区域通常涵盖今天新疆的绝大部分,以及中亚的部分地方。例如,《大明一统志》等官修典籍中,便将哈密、吐鲁番等地纳入“西域”范畴进行记述。 具体政权与地域名称 明朝对于西域的具体认知,更多地体现在对当地各个政权与区域的分别指称上。其中最为重要的包括:“别失八里”(后演变为“亦力把里”),其疆域大致覆盖今天天山以北的准噶尔盆地及伊犁河流域,是蒙古察合台汗国后裔建立的政权;“吐鲁番”,控制着天山南麓的绿洲地带,明代中后期势力强盛,屡与明朝争夺哈密;“哈密”,作为明朝设立的“哈密卫”,是朝廷经营西域的前哨,具有特殊的羁縻统治地位;此外,还有“于阗”(今和田地区)、“哈实哈儿”(今喀什地区)等对南疆绿洲城邦的古称沿用。 认知与关系的体现 明朝对这些地区的称呼,深刻反映了当时中原与西域的关系格局。明朝并未像汉唐那样在西域设立长期、直接的郡县或都护府,其关系主要以“封贡”与“羁縻”为主。因此,官方文书和史籍中多使用这些政权的自称或沿袭古称,体现了承认其相对独立性的态度。同时,诸如“畏兀儿地”(指维吾尔族聚居区)等民族地域性称呼也时有出现,展现了明代对西域民族构成的了解。总而言之,明朝对今天新疆地区的称呼是一个以“西域”为总纲,以诸多地方政权名称为经纬的多元体系,这与其对西域采取的间接治理策略是相匹配的。探究明朝对今天新疆地区的称呼,并非寻找一个单一的现代对应词,而是深入一段复杂的历史地理认知与边疆治理的演变过程。明朝继承并发展了对“西域”的传统观念,同时通过与察合台汗国后裔政权、东察合台汗国(蒙兀儿斯坦)以及众多绿洲城邦的交往,形成了一套层次丰富、指代具体的命名体系。这套体系不仅关乎地理,更与明朝的国力消长、边疆战略和丝绸之路的变迁紧密相连。
总纲性的地理概念:“西域”的沿用与内涵 在明朝的官方视野中,“西域”是最为常用和权威的统称。这一概念源自西汉,历经唐宋元各代,内涵不断累积。明代所称的“西域”,其地理范围在典籍中虽无绝对清晰的边界,但通常认为东起哈密,西至撒马尔罕甚至更远,北抵阿尔泰山,南接昆仑山与吐蕃。它既是一个方向性的地理区域(西方之域),也是一个文化与政治复合体,涵盖了信奉伊斯兰教、佛教以及保有多种原始信仰的众多民族与政权。明初编纂的《元史》以及后来的《大明一统志》,均设有“西域”部分,将哈密、于阗、哈实哈儿等地列入其中。永乐年间,陈诚等人出使西域后撰写的《西域番国志》、《西域行程记》,更是以“西域”为名,详细记录了从肃州(今酒泉)到哈烈(今阿富汗赫拉特)的沿途风土,其中大部分记述涉及今天新疆境内各地。 北部与西部的主要政权称谓:别失八里与亦力把里 对于天山以北及伊犁河流域的广袤地区,明朝的称呼经历了明显变化。明初,该地区由察合台汗国分裂后的东察合台汗国统治,明朝史籍多称其为“别失八里”。“别失八里”是突厥语“五城”之意,其都城遗址在今吉木萨尔县北。明朝与别失八里保持了较为频繁的使节往来,明太祖和明成祖都曾敕谕其王。约在十五世纪中叶,该政权统治中心西迁至伊犁河流域,明朝随之改称其为“亦力把里”(或写作“亦力巴力”、“亦力八里”等,即今伊宁附近)。《明史·西域传》中专设“别失八里”与“亦力把里”条目,记载其世系、贡使情况。这两个称呼指向同一个政治实体在不同时期的核心区域,是明朝对北疆地区最主要的官方指代。 东部要冲与羁縻卫所:哈密及其卫所制度 在明朝的西域战略中,哈密地位至关重要,其称呼也最具明朝特色。洪武、永乐年间,明朝招抚当地蒙古贵族,设立“哈密卫”。这是明朝在西域设立的唯一一个羁縻卫所,其长官由当地首领世袭,但需经明朝册封。“哈密卫”既是地名,也是一种特殊的政治身份标识,象征着该地区接受明朝的羁縻统治。因此,在明朝公文里,“哈密”或“哈密地面”是最标准的称呼。明朝视哈密为“西域襟喉”,通过它来“迎护朝使,统领诸番”。尽管后来吐鲁番崛起并多次侵占哈密,明朝在很长时期内仍坚持使用“哈密”这一称呼,并力图兴复哈密卫,这体现了该称呼背后深刻的政治宗主权诉求。 天山南麓的强权:吐鲁番的兴起与指称 明代中后期,以今天吐鲁番盆地为中心的政权迅速强大,并东向与明朝争夺哈密。明朝史籍对此政权的称呼直接沿用其中心地名——“吐鲁番”(或写作“土鲁番”)。《明实录》中大量记载了“吐鲁番速檀(苏丹)遣使入贡”或“吐鲁番侵掠哈密”等事件。与“别失八里”这类历史政权名不同,“吐鲁番”是一个延续至今的纯粹地理名称,明朝对其的使用,反映了此时对西域的认知更侧重于实际控制中心的地理指向。吐鲁番的强势,也使得“西域”的东部实际边界在明朝后期认知中有所收缩。 南疆绿洲城邦:古称的延续与具体化 对于塔里木盆地周缘的绿洲城邦,明朝大多沿用了汉唐以来的古称或音译名。例如:称和田地区为“于阗”,称喀什地区为“哈实哈儿”(元代称谓的延续,即喀什噶尔),称阿克苏地区为“阿速”等。这些称呼常见于使臣报告和贡品记录中。它们通常不单独指代一个强大独立的政权,而是作为“西域”范围内的重要城市或区域被提及。这说明明朝对南疆的认知,更多是基于历史记载和商贸、朝贡带来的信息,而非直接的行政管辖关系。 其他指代与民族地域概念 除了上述主要称谓,明朝文献中还有一些其他指代。有时会以“畏兀儿地”泛指吐鲁番等地的维吾尔人聚居区,体现了民族识别的视角。在泛指更西的中亚地区时,则会使用“撒马尔罕”、“哈烈”等地名,这些地区有时也被包含在广义的“西域”之内。此外,在军事和地理描述中,也会出现“天山南北”、“葱岭”(帕米尔高原)等自然地理名称来指代相关区域。 称呼体系背后的历史逻辑 明朝这套多元的称呼体系,是其边疆政策与国力现实的直接反映。明朝未能恢复汉唐在西域的郡县制统治,也未能像元朝那样设立直接的行政机构。因此,它采取了“厚往薄来”的朝贡贸易和册封羁縻政策,以维持政治影响力。这种背景下,对当地的称呼自然以承认其政权实体存在为前提,多用其自称或约定俗成的名称。从“别失八里”到“亦力把里”的称呼变迁,紧跟了当地政治中心的转移;对“哈密卫”的坚持,则寄托了明朝的边疆理想;而对“吐鲁番”等名称的直接使用,又显示了务实的一面。这套称呼体系,构成了清代以前中原王朝对西域认知的最后一座传统里程碑,也为后来“新疆”这一全新统一名称的诞生,提供了历史的前奏与对比的基点。
252人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