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这座坐落于长江三角洲腹地的历史文化名城,其最早可追溯的名称是延陵。这一称谓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深深根植于古代中国的分封制度与地理人文之中。
名称的由来 “延陵”之名的确立,与春秋时期吴国的公子季札紧密相连。据《史记》等典籍记载,大约在公元前547年,吴王馀祭将这片土地封予其弟季札,作为他的采邑。因其封地位于当时称为“陵”的丘陵地带延伸之处,故得名“延陵”。这一命名方式,直观反映了当时以自然地理特征为依据的地名命名习惯。 历史时空坐标 延陵作为行政区划名称,其使用贯穿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它始于春秋末期,历经战国,直至秦汉时期仍被沿用。例如,西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便在此地设置了延陵县。这一名称的稳定使用,跨越了数个世纪,见证了从诸侯分封到中央集权郡县制的历史变迁,为常州地区留下了最初且深刻的历史印记。 文化象征意义 “延陵”二字之所以超越单纯的地理符号,成为常州文脉的崇高起点,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受封者季札。季札是孔子推崇的圣人,以博学、诚信、仁德和淡泊权位闻名。他曾“三让王位”,并在出使中原列国时展现了卓越的外交才华与深邃的音乐鉴赏力,其“季札观乐”的故事流传千古。封于延陵的季札,其高尚品德与文化遗产深深浸润了这片土地,使得“延陵”从一开始就承载了谦让、重礼、崇文的深厚精神内涵,为后世常州“千载读书地”的美誉奠定了基石。 名称的演变脉络 “延陵”并非常州历史上唯一的古称,但无疑是最早且最具根源性的。其后,这片土地在不同朝代还曾被称为“毗陵”、“晋陵”、“常州”等。每一次名称的变更,往往与行政区划调整、避帝王名讳或地理认知变化相关。例如,西汉时期因避讳而改“延陵”为“毗陵”。然而,无论后世名称如何流转,“延陵”作为源头性的称谓,始终被视作常州建城史的辉煌开篇,是探究这座城市文明起源不可或缺的关键密码。若要探寻常州这座城市的文化基因与历史原点,我们必须将目光投向两千五百多年前的春秋时代。彼时,这片位于长江下游、太湖之滨的土地,拥有了它载入史册的第一个名称——延陵。这个名字的诞生与流传,绝非偶然的地理标注,而是一系列政治决策、人文事件与地理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它如同一把钥匙,开启了常州绵延不绝的文明史诗。
肇始之源:季札受封与“延陵”的诞生 常州地域最早纳入中原史书记载,明确以“延陵”为名,始于吴国公子季札的受封。季札是吴王寿梦的第四子,以其贤能著称。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吴王馀祭元年(公元前547年),“季札封于延陵,故号曰延陵季子”。这一事件具有双重意义:在政治上,它是吴国内部分封制度的体现,将王族成员安置于要地,以巩固统治;在文化上,它使一位被后世尊为“至德第三人”的贤者与这片土地永久结合。 “延陵”二字的字面含义,与当地的自然地貌密切相关。古代“陵”字常指丘陵、土山。常州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西部和北部属于宁镇丘陵东缘的延伸部分。季札的封地正处于这片丘陵地带向东延展的区域,故名“延陵”。这种依地形命名的方式,是先秦时期地名产生的常见模式,直观而朴实,准确反映了先民对生存环境的认知。 时空烙印:作为行政区划的沿革与稳定 自春秋末年被命名后,“延陵”作为一级行政区划的名称,经历了长期而稳定的使用。战国时期,此地延续了延陵邑的建制。秦统一后,推行郡县制,延陵地区属会稽郡。到了西汉,其行政地位进一步明确。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正式设立延陵县,属荆国,后属吴国、江都国。汉武帝时期,为避东海王刘政之名讳,曾短暂改名为“毗陵”,但“延陵”之名在民间和历史上仍保有强大的影响力。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东汉以后,“毗陵”、“晋陵”、“常州”等名称相继成为官方主流称谓,“延陵”也并未完全消失。它时常作为雅称、古称或特定区域名出现于诗文典籍之中。例如,唐代许多诗人仍用“延陵”指代常州一带,这种文化上的延续性,证明了其作为根源性符号的持久生命力。 精神奠基:季札遗风与地域文化的初塑 “延陵”之所以能超越地理和行政范畴,升华为常州的文化图腾,核心在于季札为这片土地注入的精神气质。季札的品德与事迹,通过《左传》、《史记》等经典广为传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谦让仁德的至高品质。季札多次婉拒王位,其“三让天下”的典故,体现了淡泊名利、重视礼让的崇高境界。这种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当地的价值取向。 其二,诚信守诺的君子之风。“季札挂剑”的故事堪称典范。他出使途中心许赠剑于徐君,后徐君亡故,他仍坚持将宝剑挂在徐君墓前,以示不忘承诺。这树立了重信守义的道德标杆。 其三,博学深湛的文化修养。季札在鲁国观周乐时,能精准评析各国诗乐所反映的民风政情,显示其深厚的学识与卓越的审美能力,堪称文化交流的使者。 这些品质汇聚于季札一身,并通过“延陵”这个地名得以具象化和传承。后世常州文风鼎盛,名人辈出,崇尚读书、注重气节、讲求信义的民风,其源头正可追溯至季札所开创的“延陵遗风”。可以说,“延陵”奠定了常州作为“中吴要辅,八邑名都”最初的文化底蕴。 名迹存续:历史记忆的物质载体 尽管岁月沧桑,与“延陵”相关的历史遗迹仍部分存留,成为连接古今的实物纽带。最著名的当属位于常州市南郊的季子文化公园(原季札墓所在地)。历代对此均有修葺,墓前原有孔子所书“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十字碑(现存为唐代摹刻碑),被誉为“中华第一碑”,是纪念季札与延陵的重要文物。此外,历史上曾有延陵驿、延陵桥等地标,虽多数已湮没在历史长河中,但其名称仍被记载于方志之中,诉说着往昔的故事。这些遗迹与地名,共同构成了关于“延陵”的集体记忆空间。 后世回响:文学与认同中的不朽符号 在两千多年的文学长卷里,“延陵”作为一个充满历史厚重感与文化美感的意象,被无数文人墨客吟咏。从李白的“延陵有宝剑,价重千黄金”,到刘长卿的“延陵衰草遍,有路问茅山”,再到历代常州本地学者的追慕与考证,“延陵”一词频繁出现于诗词、文章、方志之内。它不仅是地理指代,更是一种文化身份的标志和精神归宿的象征。对于常州人而言,“延陵”就是他们的“文化乳名”,代表着悠久、正统而高雅的历史渊源。 综上所述,常州最早名称“延陵城”,是一个融合了地理、历史、人物与精神的复合型文化标识。它起源于春秋吴国的分封与自然地貌,稳定存在于早期的行政建制中,更因季札的至德言行而获得不朽的灵魂。从“延陵”到“常州”,名称的更迭记录了行政区划的变迁,但“延陵”所承载的谦让、诚信、崇文的核心精神,却如一条隐秘的河流,始终流淌在常州的城市血脉之中,成为其区别于其他江南名城的最独特、最古老的文化基因。理解“延陵”,便是理解了常州历史的开篇序章与其文明品质的初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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